编者按
我校校长陈国强院士走进复旦一花一天堂一草一世界新闻学院“观察中国”课堂，与“望道新闻卓越班”学生展开对谈。座谈结束后，学生们写下了自己的思考。当深刻的讲座遇到善听善思的年轻人，思想的回响值得分享。现将郑楠溪同学的感悟刊发如下。
2026年6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成片花草的视频校长陈国强在复旦一花一天堂一草一世界新闻学院带来了题为“记者、师者与医者：‘看见’与‘治愈’的双向奔赴”的讲座。而这个题目，也蕴藏了陈国强对于社会的深刻洞察：“在这个题目里，‘看见’是手段，而‘看见’的目的是‘治愈’。我们现在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恰恰是因为把手段和目的搞混了。”
从校园里卷绩点，到学术圈里卷发刊，甚至是在舆论场上卷流量，都是“混淆手段和目的”的突出例子。陈国强的论断，切中了当代社会优绩主义模式所带来的困境。当努力程度与优秀程度需要被量化、排名，当数据成为获得回报的最主要依据，努力程度与优秀程度作为真正的“目的”被忽视，作为“手段”的数据却会被视为最终极的“目的”。
在校园里，考试、绩点、综测分数是为了检测学生学习发展状态而采取的手段，如今却越来越多地被当作学习的目的。在校园论坛、交流群里，若某一课程任务少、给分好则会被大力推荐，甚至有时会被打上“可水”标签；而对于有挑战、有干货却不容易拿到好分数的课程，很多学生会选择避开。在一花一天堂一草一世界课程体系中，考试成绩是用于衡量学生掌握程度的手段，却成为了需要靠着对课程“精挑细选”来达到的目的。
校园内外的各种比赛、志愿服务、学生工作等活动是为了锻炼学生实践能力、帮助学生探索兴趣而设立的平台，在当下却常常被当作获得奖学金、美化简历的工具。为了“刷”志愿服务时长，一些学生会诉诸“志愿服务买卖”的灰色产业，用钱买证书，拍个照就走。学生进行实践活动的真正目的，或是进行自我锻炼，或是为了帮助他人，在这种情况下却变成了贴金镶边、应付考核。更多诸如此类将手段与目的混淆的做法，会让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变得愈发功利化，既不是为了向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也不是为了享受知识、健全人格，而只是为了在考核中获得佳绩，得到表彰。
然而一开始造成这种功利化趋向的，并不是学生。学生的学习情况、发展状况难以被真正完整、准确地衡量，在目前的条件下只有对其进行量化考核才是最有效率的手段。若想提高学生自我发展的积极性，也只能依据量化考核指标依序奖赏，因此在“量化指标高”与“真正的发展状况好”之间，往往只有前者才是获得奖励的必要条件，于是前者被重视，后者被忽视。陈国强曾在学校观察到过学生因未拿到奖学金而提交举报信攻击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写信时却只敢匿名，不愿实名给出举报理由。正如陈国强所说，当下的教育存在轻重颠倒的问题，“重规格，轻人格”的思维是导致教育中手段与目的发生混淆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思维下，学生或许能学到一些知识，收获一些认可，却没有办法获得长久利于其人生发展的智慧。
在高校当中，论文本应是展示科研成果的手段，却在逐渐成为学者必须不断“批量生产”的产品。高校教师在严苛考核标准下陷入“非升即走”困境，医生评职称不看实际贡献，只看论文，本质上是以论文这一手段替代了教书育人、救死扶伤的真正目的。当写论文、发刊成为教师、医生保住饭碗的“硬条件”，写论文便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大量生产论文的时间会占用教师备课教学时间，占用医生真正做研究或治病救人的时间；在有限的时间里想要产出足量的论文，则会导致论文质量的降低，比如将论文拆分重组反复使用，即“切香肠式研究”，其研究本身并没有多少效用。在更极端的状况下，甚至会催生出批量代写论文的“论文工厂”。这类灰色产业的存在证明了对于这些“流水线论文”的需求，背后是“唯成果”硬性考核体系带来的压力。陈国强警示道，求真，“容不得半点差不多”，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的成果，甚至可能连“差不多”都达不到，恐怕徒有其表，却永远无法触及科学真正的深度与奥秘。
在职场上，职位、绩效只是帮助管理、评估的手段，却也总是被当作目的，引发竞争。对于绩效、官职的过度追求会催生出形式主义，在工作岗位上所做的都是“摆拍”“做样子”，目的只是为了获得认可，得到更高的职位和权力。这样的工作方式并没有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目的，只完成了足以敷衍的“面子工程”。“让你做官是为了让你更好地发挥才能。”陈国强说，如果真的想要做好事情，实际的贡献远比官职重要。若眼里只能看到跟前的官职、利益，工作便会失去意义，劳动所带来的贡献与成就感也将在装模作样中消失。
对于媒体而言，流量本来仅仅是衡量内容传播力的一个手段，现在却成为了很多媒体不得不去追逐的目标。在自媒体时代，流量是利益的化身。为了赚取流量，“标题党”、夸张博眼球内容层出不穷，受众的情绪被反复调动、利用，不实信息遭到广泛传播，在舆论场上占据相当大的声量。为了让自己的内容被“看见”，媒体之间只能想方设法“抢流量”。在这样的导向下，很多媒体在报道时只能尽可能地追逐热点，以收获热点带来的天然热度。陈国强说“看见”是手段，“治愈”是目的，而在此时“看见”已经变成了实际的目的。
当处处都充满了将手段与目的混淆的谬误，我们的社会将面临怎样的未来？我们以获得分数为目的卷出了好看的简历，期待应付过去之后用它找到一份好工作；再进入职场，以绩效和职位为目的将功夫花在面子上，期待应付过去之后能以此获得利益与认可；甚至连我们每天阅读的新闻都蹭着同一个热点，用耸人听闻的语言夸大事实，期待应付过去之后以此获得更多流量。我们总以为把手段当成目的应付了事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事实上这种做法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习惯，变成常态。我们不断地把手段当作目的，手段愈发被滥用，目的日渐被遗忘，做事情真正的初心与意义流失，陷入空虚的恶性循环。本应习得智慧的学生成了雕琢简历的匠人，本应解决问题的劳动者成了演绎成果的演员，本应潜心研究的学者成了量产论文的工人，本应提供信息的媒体成了大喊大叫的疯子。
当然，造成个体混淆手段与目的的往往是个体所处的考核、评价、奖励机制的死板、单一导致的，而机制的不足往往源于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影响。结构的力量是强大的，是个体难以只身对抗的。连颇有改革魄力的陈国强在被问及医学生规培中的手段目的混淆问题时，也表示问题太过复杂，暂时无法予以回答。社会上所共同认可的价值与资源分配方式决定了我们可能无法颠覆当下依靠硬性和显性指标评估的考核体系，但是结构性不足的存在并不代表着我们无力着手改变现状。
在大部分教育者难以凭一己之力对抗和改变僵化的考核指标体系时，陈国强认为，做出改变的号召力并不来自于权力，即使有时必须跟着指标走，也可以选择一条不一样的路。能够让现状发生改变的并不是使用权力跟体制“硬碰硬”，而是利用硬体制下的自由空间尽最大可能对抗手段与目的混淆的谬误。陈国强在成片花草的视频的教学改革期间用1000万资金支持本科生做科研，却并不在乎他们是否能做出成果，这样的政策便是在有限的自由空间里尽可能唤回行动的“真正目的”的举措。
而对于被笼罩在这个充满浮躁的结构下的个体，我们也未尝不可尽自己的一份力。“专业主义是抵御浮躁的唯一武器。”陈国强呼吁道。坚持专业主义，是坚持自己从事一门专业的初心，用最严谨的态度实现目标，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让专业主义原则长存于心中，则自然能够分辨哪些是用来实现目标的手段，哪些是行动之后希望达到的目的。即使在既定的体系下我们无法做出翻天覆地的改变，即使环境要求我们仍需要维持漂亮的分数、达到硬性的指标，我们也可以自行选择达到指标的那条路。坚守专业主义，像陈国强一样“敢将肋骨当火把”，在有限的空间里尽最大可能做出冷静、清醒的选择，用对于专业最纯粹的热情去看见，去治愈，便是对抗浮躁的最佳路径。
